我為什麼對諮商心理師証照嗆聲......王行

一 我看到什麼
在助人的道路上
有黃鷅鳥
有土蝸牛
都想到葡萄架上
土蝸牛爬了一半
還沒來的及回答黃鷅鳥
又被農夫丟到了路邊
土蝸牛該怎麼辦
繼續往葡萄架爬
還是慢慢的走到其它的路

二 我想些什麼
若用Bourdieu的語言來說，諮商心理師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品味是可以凌駕在大眾階層，可以其智性的「秀異象徵」成為「社會區隔」〈1〉，而突顯出其價值的叢結﹝邱天助，2000﹞。然而証照建制的情況下，有志青年〈2〉如何的奮力擠身進入「秀異行列」？或是在精英主義領導下的專業場域與行動主體間衍生出什麼樣子的「策略」〈3〉？ 實在是一個需要被討論與反思的議題。

目前心理諮商已經依附在國家權力體系下，以立法的方式促成專業的發展，進而達到助人的品質提昇。在此簡單的邏輯下，國家考試機器開始啟動，建制了專業位置的保護傘。從此「証照」成為條件象徵，並以此「象徵」區隔出不同的勢力範圍，也以此「象徵」區隔誰有資格擠進專業人士的行列。而無法取得証照者就被逐出勢力範圍，喪失了專業認同，剝奪了發展機會，因此我認為以証照做為條件來區隔能力位置的作法，對追求主體性的專業工作者而言：是一種「象徵暴力」。

「象徵暴力」的發生，關鍵不在於考試機器，也不在於法律規章，更不再於少數的權威個體；而是在於集體性的共謀：一種群體性的被迫害妄想漫延在個體之間，個體在一種看不到的生存威脅下，不得不擠破頭的往象徵秀異的方向鑽，深怕自己鑽不進去就要被邊緣化。當大家都覺得必需要戴上象徵秀異的帽子才可生存時，象徵之虛就誤為形式之實，秀異變成必需，選擇性變成強迫性，多元發展變成單一教條，專業發展中最重要的自主性價值，就成為知識權力下的政治祭品。

「証照文化」是一種集體的投資運動，而「投資」是資本主義下的市場活動。美國社會學者Randall Collins 在其名為「The Credential Society」的著作中，討論關於教育、專業與社會階層化的議題，就強調文化與知識的資本市場化後，導致的各種現象：「這種前工業社會的特點在貴族與平民間仍很顯著，貴族們努力鬥爭或從事政治以保持或提高其職位，…在工業化的美國，貴族和平民仍然存在，有時存於單一工作中。」「事實上，我們的社會比所能承認的，更像一個部落社會。儘管我們擁有對理性形象的控制，我們的機構只不過是對原始部落的入會儀式…。」Collins似乎對於美式資本主義下的教育制度持著悲觀的看法，而以「貴族─平民」與「原始部落」的隱喻來傳遞其中充滿了「不公平」與「野蠻」的現象；在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市場，追求文化利益的知識分子成了「野蠻的高貴人」〈4〉。專業証照這類每年數百人玩的「文化區隔」遊戲，比起政府教育場域所執行的聯考、証照考、資格考其實只是「小巫見大巫」。每年有各種不同場域的有志青年，在與政府教育場域玩這種「遊戲」，在「優勝劣敗」、「好運歹運」…等等決定因素之下，這種「入會儀式」似乎真是種「野蠻遊戲」。

三 我感覺到什麼
…
…
「聽著，年輕人，你不跟我推石頭，就乖乖的回家準備考試，不要浪廢我的時間」薛西佛思轉身繼續使勁移動著巨石
「我考了一輩子試」
「我推了一輩子石」
「証照不能代表我的能力」
「我的能力本來也不是推石頭」
「那你為什麼要推」
「因為推上山才可以讓它滾下山，我喜歡看它滾下山的那一刻，感覺很爽」
「無聊、石頭滾下來有什麼好爽的」
「是啊，我也知道很無聊，可是我還有什麼選擇？…不要煩我，我要工作了…」
薛西佛思真的不理我，使勁的推著巨石上山，夕陽照著他的背影，我才發現他很強壯

我還是決定不考心理師
所以我不能做諮商師
雖然我很想做諮商

但是我不喜歡這種考試
從小考到老都在做這種事
我覺得荒謬

為了不考荒謬的試
卻只好放棄自己喜歡的事
開始去嘗試喜歡另外的事
我仍然覺得這樣的決定有些荒繆

可是我發覺自己比薛西佛思幸運一點：
我可以選擇

四 我期望什麼
我祝福參加考試的道友，同時也祝福不參加考試的道友，並希望考與不考是選擇而不是被迫。
我尊敬有証照的道友，同時也尊敬沒有証照的道友，並希望有沒有証照是選擇而不是被迫。
我重視專業的助人者，同時也重視非專業的助人者，並希望我們的服務對象能有所選擇，而不是被迫只能在單一知識權力建構下的得到幫助…。

註釋
〈1〉取自Bourdieu 社會階層的概念。Bourdieu 認為象徵系統是一種文化結構的宰制工具，而透過象徵符號的區分，區隔出不同的社會階層。例如教師階層在生活中所呈現的種種象徵﹝學歷、知識、專業、自我進修…等﹞，就從大眾階層分離出某種「優秀而獨特」的「品味」。
〈2〉文本中筆者以「有志青年」來稱呼非師範院校的大學或研究所之學生或畢業生投入教育學程，希望能取得國民教育教師資格，並且進入國民學校擔任教職者。
〈3〉Bourdieu不贊成以機械論的觀點認為行動主體的行為只是環境刺激的結果，但是也對行動主體具有自我選擇的主導性有所遲疑，他認為行動主體與體制之間共同衍生的「生存心態」，會創作出無數的「策略」，來適應各種的情境。因此行動主體一面是被鑄者，一面是創造者。
〈4〉Bourdieu曾以盧梭所言之「高貴的野蠻人」欣賞未受資本主義所玩之「文化區隔」遊戲所污染的勞工階層。筆者則以「野蠻的高貴人」反思精於玩弄「文化區隔」遊戲的文化精英分子。

參考資料
楊大春﹝1995﹞《德希達》 台北：生智出版社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 台北：桂冠出版社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出版社
Collins, Randal《The Credential Society》﹝劉慧珍等譯﹝1998﹞《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