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皺一池春水為哪樁

「證照化」綁架了「專業化」
關於諮商心理師法，其實我一直都沒有關心這件事情，大概是前年的時候，e-mail信箱裡堆滿了兩邊陣營的筆戰，一邊是臨床界丟過來的東西、一邊是輔導界丟過來的東西，搞不清楚怎麼回事。直到大概去年初左右許多大眾心理系內已經感受到了考試引導教學的效應。我開始體會到中學老師面對「考試引導教學」壓力的辛苦，覺得大學好像不是一個自由的殿堂，因為老師在規劃課程的時候，都非常嚴正的提出來說，為了配合臨床心理師法的考試，所以那幾科那幾科的課全部要開足。我就想為什麼我們會落入這樣一個的處境裡面？要應付考試，補習班不是辦的比我們好嗎？接下來諮商師證照考試辦法的第一版出版，考選部公聽會文件到的時候，令我驚訝的是，「怎麼諮商法的考和臨床師法的考試科一模一樣」？這讓我反思到諮商心理學在解決什麼問題，臨床心理學在解決什麼問題？假設臨床心理學它被設定在解決醫院病人的問題，解決病人暫時的失常，或許有一個合理的理由用藥或用簡單的行為治療配合藥是有效的，可是諮商心理學是面對正常人，正常人在面對他正常生活的時候他追求的是生活品質的問題。人的問題該怎麼樣解決，本來就是比較多元化的問題，當諮商心理師法考科與臨床心理師法考科一樣，也要考心理衡鑑、變態、生心等科目時，我就想到文化在哪裡、人在哪裡、哲學在哪裡、倫理在哪裡的問題。

91年初考選部發文至各大學心理系，邀請參加討論諮商師法考試的相關辦法。輔大翁開誠老師參加了之後，才驚覺這一波挾著國家考試體制搶掠心理諮商專業市場的行動已被啟動多時，且已在自動增生了。基於「發聲」的公民責任，我們與幾位朋友，在輔大社會系王慶中老師的召集下，召開了「應用心理研究期刊」的第一場公共論壇：「專業化vs.有趣化」。在場的學界代表，包括有輔大社會系的王慶中老師，政大社會系的關秉寅老師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證照制、專業化與社會發展；陽明大學社福所的王增勇老師則回顧台灣社工專業與社工師法的建制過程，提供了社工師法的前車之鑑。東吳大學社工系王行老師則分享了他早期參與中國輔導學會中證照討論核心團體的經驗與反思。輔仁大學心理系的翁開誠老師與我則以諮商專業者的主體性及必要的自由反思過程來批判目前諮商師法的窄化與權力濫用問題。

〝有趣〞對我而言，是指不斷地發現，無論是新的經驗或是新的理論觀點。〝專業〞對我而言，是指一套特定的理論與程序被使用來解決問題。兩者之間，本該互為補充式地並存著，但不知怎地，邏輯上，「有趣的專業化」的可能性卻一直看不到。看到的卻是「專業化」被用來解決「證照化」的問題，而「證照化」被用來解決醫療行政的問題。而在此層層相綁的「問題」下，又滲進了我們的「考試文化」。國家考試選由特定國家機構舉行，而考試委員亦由特定人組成，而此特定人又結合了特定的所謂「專業團體」專家群，制訂了特定的考試科目及應考人資格。在此層層的特定下，視野也隨著之層層地窄化。到後來，我們到底在面對的是什麼問題，也已是面目全非了。

積極於此道的人士或許會說：美國先進國家也是如此。殊不知美國的頒證辦法，是多元地依各州情況自訂辦法，而且美國地大物博，專家多、學會多，在自由市場的運作機制下，他們已學會如何保持向自由市場開放，以減少「窄化」之害。讀者若有興趣，可自行上美國心理學會的網站，了解他們證照考試的題目結構與考題的編制程序，就可了解他們如何努力在納入多元化的內容，及避免壟斷窄制的權力問題。
反觀我們，學術社群封閉而壟斷，自己人社群當道，不同的聲音不容易對話，再加上歷史悠久的考試文化，一場無聊的「考試導引教學」浪潮排山倒海，接踵而來。各校心理系所的課程結構與招生配額上，已產生了許多的矛盾的張力。在此浪潮下的我們，已無法置身事外。那麼，在這無法抵抗的浪潮下，除了被迫因應下，我們還能做些什麼？當時天真的我認為既然「專業化」與「證照化」綁在一起的趨勢很難打破，至少可以盡量「多元化」。讓頒證的專業來源多元化，讓考試的內容多元化，讓應考資格多元化……。

「多元化」救得了這一波「綁架」嗎？
先從應考資格的多元化談起，目前的制訂辦法中，應考資格卻被單一限制為「研究所相關系組」畢業。會如此限制的原因是因為擔心考試考不出真正能做諮商的專業工作者，要再用學校證照先過濾一遍嗎？當然，如此一來，對專門諮商所的招生產生利多作用，但對於一般心理系內的生態卻造成了招生極度失衡的危機。

再者，談到考試內容的多元化，除了先前提到諮商師法第一版中考試科目看不出諮商專業的主體性之外，在修訂版後，雖做了些科目的修改，但從幾次的考試中，考題的拙劣是最令人扼腕嘆息的。從每科考科四十題中，會有近十題每個答案都對的狀況，就說明了考題的不穩定性，更別說它對篩選適任的諮商專業人員上能發揮什麼作用。但為什麼錄取率還這麼高呢？錄取率是事先訂出來的嗎？怎麼訂的呢？考題怎麼會出成這樣呢？出題委員是怎麼產生的呢？考選部的行政官員門是怎麼在執行試題的題庫建立呢？是不是整個委託「中國輔導學會」這個專業權威團體呢？假如是的話，「中國輔導學會」能代表本地的諮商專業工作者嗎？不是說「輔導」與「諮商」是不一樣的專業嗎？

在網路上的討論裡，常見的「期望」是讓考題出的「好」一點、「多元」一點，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美國證照是各州自訂的辦法，上APA網站裡面有他們的考試的結構，他涵蓋十大領域，他只考一百分而已！他一百題裡頭分配了十大領域，那這十大領域裡面從生理一直到社會及文化層面全部涵蓋在裡面，它不是一門課對準了一個殼。比方說一個評量領域，它可以小到測驗、心理衡鑑，再大到環境政策評估與生態評估等層面。所以才有可能抵制考試引導教學的單元化作用，因為你不知道修哪一門課才能應付考試。我剛剛講了那麼多東西只是其中百分之十的題目，那它十大領域裡面包括很多，還有包括倫理、包括專業工作者的風格特色跟他的反思及他的文化。但是以目前台灣考試院考選部給出題委員們的諸多限制，如給委員們的出題時間只有至2週，每題題目要註明出處來源，答案也要標明出處，同時每題還要訂出難度水準（莫非要委員們先做預試？否則難度豈不只是委員們的自由心證？），要出「好」題目真地有如緣木求魚。這時，不只牽涉到專業學習權威的宰制問題，還牽涉到國家官僚體制的切割問題。因此，這一波諮商師證照化的行動，牽動著台灣社會下的考試機制神經、專業權威神經、及行政權威神經。這麼複雜，難怪許多專業工作者都說：「考就考吧！不然又能怎樣？考了還多層保障。」熟知，幾次考試下來，「考上」的人與「沒考上」的人之間又多了層尷尬，「考上」的人受了「內傷」，沒考上的人受了「外傷」，後續的考試異化效應正在迅速蔓延開來。現象發展至此，「多元化」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不得不更嚴肅地針對此波證照化的行動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發問一：證照化真地是在保護消費者嗎？
眾所皆知，心理諮商的主要消費者是女性，在台灣的女性們，由於傳統父權結構仍未被轉化，導致諸多女性朋友們的心理困擾就是源自於所處的社會文化因素。然而，從諮商師考題的內容來看，試題委員們普遍認為心理困擾的源頭是來自於「個人內」，而對困擾的處理是「技術導向」的。這樣的考題若真地能選出好的專業工作者的話。那他們很可能就是「性別盲」、「社會文化盲」，及無法反思其價值系統的諮商機器，而不是能助人反思的諮商人。當然，消費者可以選擇他要花錢買個「機器」服務還是「人」的服務，只是心理學術的神秘化，使得一般人連做這種選擇都難。也因為這樣，諮商專業工作者的反思與自律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試問，這些專業者在其學校的養成過程中，這種反思能力有機會被培養嗎？這樣的考題考得出這些嗎？倫理不是對問題的思考，而卻成為教條的固定行為準則。試看今年考題中有關倫理的一個考題是「諮商師辦公室放置全家福照片的用意為何」就可看出這個問題有多嚴重了。

行筆至此，我想到身邊諸多經濟不寬裕，卻要每小時付2500元做諮商的社區婦女朋友們，在此就以阿惠給阿霞的一封信做個有趣的回答吧！

『阿霞，
近來可好？代工的接單穩定了些？先生的工作穩定了些？他外遇的那件事，你現在怎麼面對？醫生還是要你吃鎮定劑，泡精油澡嗎？黑色蕾絲內衣與陰道整型術有效嗎？孩子的老師還要你負責孩子得每天早上7：30到校，且不准她在與班上那名「高貴」的男同學交談嗎？你怎麼管得了呢？什麼？學校老師說你不會跟子女溝通，建議你去看心理諮商師？你要我幫你介紹？

嗯，讓我想想，聽說現在有一種是專門通過考試那種諮商師，他可能會教你「理性溝通一、二、三」的辦法，你大概練習個十二次課程，然後再回家對著鏡子練習，但至於是否有助於你子女的學校問題，那我就不知道了。另外有一種諮商師是比較會聽你講話，說著說著，你就會說出一些看似無關，但卻是你頗在乎的事。諮商師會與你一起去看，你為什麼這麼在乎這些事？你不會馬上要被指責為「情緒化的媽媽」，更不用特別去掩飾那常常得靠藥物去壓制的「情緒」。什麼？你現在又多吃了顆「百憂解」，不然你又會為先生外遇而生氣？你在家裡不能生氣？一生氣你就不會心平氣和地照顧那失智的公公？剛剛說到有兩種諮商師，還有一種是特別會站在我們女人的立場，教我們女人怎麼積極運用我們的生氣，來改變我們的生活。不過，第二種通常是沒牌的。

當然，你也可以看電視弘法的節目，或去廟裡，去社區大學裡走動走動，認識跟妳生活經驗相通的姊妹們，學學「撇步」。這樣比較不花錢，「錢難賺、仔細漢」啊！諮商好像是他們上流社會人的SPA。總之，你是個有生命力量的女人，雖然生活拖磨，總還是愈活愈有力！千萬別讓身邊的人，一邊要你吃藥，一邊又要你理所當然地奉獻。你還是得給自己做選擇的，有一好就沒二好，包括找心理諮商師都得做選擇。什麼？很難？不會那麼難啦！你只要想成是去超市選飲料一樣，看成分標示、看荷包預算、看心情需要，就買了啊！再聊吧！
祝你

用藥平安，溝通能力日日精進

阿惠』

發問二：證照制度可以提昇諮商心理師的專業地位及工作保障嗎？
至於第二個問題：「這樣的證照制度可以提升諮商師的專業地位及工作保障嗎？」我想許多力推證照制度的學院教師們都是以市場的利多及專業地位的提升來鼓勵學生們努力考證照。以目前發展出來的現象來看，市場有多少的利多還看不出來，但既有的諮商機構與學校輔導機構中已出現惡性排擠，盲目升級的效應了。民間的諮商機構仍仰賴健保給付中，精神科醫生的轉介，然而現在有不少名精神科醫生在外開業的情況下，能轉介的也不多，再說，由於臨床師法的推動，醫院裡的心理師也不少，以致於在上、中游層層篩選下，會轉介出來的當然不多。若不靠醫院體系的轉介，就得靠媒體的曝光率了。究竟台灣有多少民眾願意以一個小時2000元療程十次的代價去看諮商師？我沒看到這方面的相關報告。反倒是在學校的系統裡產生了排擠效應。由於社會上市場的機會不明朗，大家就想進入學校這個鐵飯碗。於是，有一種新的說法：目前中小學的輔導老師不夠專業，應該由諮商心理師駐校幫忙解決專業的諮商問題。於是，現有中小學的輔導老師們擔心會被「去專業化」，而焦慮於除了教師證書外得再去考個諮商心理師證。而在大學輔導中心的輔導員們本應不受限於諮商心理師的業務範圍內，孰知卻勾動了長期大學校園中輔導專業不受重視的自卑神經，有些輔導中心主任們希望藉此提昇其專業地位，而強制要求其屬下之輔導員必須考取諮商心理師證，以作為工作權之條件，殊不知大學校園中「輔導專業」之定位問題才是更根本之問題。諸此種種，目前的證照考試對專業工作者而言，無疑是更添加一層類似升學考試的枷鎖，而並未帶來實質利多的效益。對於希冀進入這專業的學生們而言，更是苦不堪言。修不完的考科科目，還要做研究論文，原來只要修原碩士班的學習，自然就能做完論文而畢業。現在卻成了雙頭馬車，修課是為了考證照，做論文為了要畢業。認真探索的學生還不能自由探索他想修的課，因為光應付考科就應付不完了，學習完全被考試所主導。

考、教、用三合一，把學生們的學習給鎖死了。這樣的學習會幫助學生們成為更好的專業工作者嗎？學生們的學習機會有意義嗎？準備考試需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嗎？不是補習班有6000元的講義可唸嗎？據說念一個星期就可考上了啊！以上的疑問不是沒人提過，在許多場合中，都聽過類似的討論，但大多數人都視之為考試文化中「必要之惡」的現象，無奈地接受，心中則暗暗地期望下次考題會不會出得痛苦少點。

發問三：諮商輔導在台灣究竟是怎樣的專業
在這些討論中，隱含了一個問題：「諮商是一門怎樣的專業？」，大多數人都不再往下討論它。「諮商」是一門「助人」的專業嗎？還是一門讓有錢有閒的人SPA的專業？後者同樣也是助人，但其助人的範圍及意涵則有所不同。若以目前諮商師考試的內容及應考資格限制來看，諮商倒像是一門「協助人們如何死背一些細碎知識」的專業。Donald Shcön在他「反映實踐」（Reflective Practition）的書中，以他對美國社會的觀察將專業分為傳統的「技術專業」，以科技理性為前提，企圖以科技解決所有人及社會的問題。另一股力量則為「反技術專業的專業」，以解開技術的神秘化為主，協助一般民眾，尤其是缺乏知識的弱勢民眾抵抗技術專業的權力濫用。第三種則是Shcön一再提倡的「反思實踐專業」，強調專業者的主體性，及其與自己及實踐情境的反思對話（reflection-in-action），如此才能使專業不致淪為技術知識的拼裝體，對人及社會的複雜問題，才能結合技術與藝術作較貼近的介入。若以Shcön所提出的這三種專業取向來看，此次的諮商師法證照考試很明顯是反映出第一種「技術專業」取向，我不太清楚這是因應國家考試機制所產生的，或是整個主流的諮商專業就是反映出這唯一的取向。

然而，有趣的是，由於這種單一取向的證照考試，也看到了另外二種取向的力量正在展現中，今年六月所形成的「諮商師法觀察行動小組」即是結合了我撰寫這篇反思文章的目的。提出我個人的有限觀察與三個提問，在此希望能引發更豐富的觀察與討論，期能對台灣諮商師證照制的社會現象有更深入的瞭解。

也為這些立場與觀點上的不同，促使我們在91年5月的小論壇之後，在今年的6月又召開了小型討論會，會中形成了「諮商心理師法觀察行動小組」，也是在這樣的集結行動中，於網路上結識香港的這幾位專長於專業社會學的朋友。在他們及國內幾位學者的回顧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更巨觀的歷史，也看到了社工專業在這股建制歷史洪流中的興迭過程，也進而回答了我對台灣諮商師證照化這股浪潮的諸多疑問。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上我們的網站alternative（http://psy.hiall.net）進一步閱讀。

首先，從香港社會學學者們余雲楚等人的（2004）的論述中，我看到「專業化」是社會不斷分工化下的時代產物，而「專業化」過程中的權力濫用問題，已使得「專業化」變成了「專業主義」與「專業計畫」，而非「專業化」本身。接著，從「專業化」原來只是個時代的產物，而不是絕對的真理。

因此，從上述的論辯中，我們可看到「專業化」是社會不斷分工化下的時代產物，而「專業化」過程中的權力濫用問題，已使得「專業化」變成了「專業主義」與「專業計畫」，而非「專業化」本身。上述的這些回顧，可以看到若是一昧依附政治資源的專業化，反倒矮化了專業，成為「副手專業」。這種辯證過程在國內社工學者陶蕃瀛（1999）與王增勇（2004）對於台灣社工專業化與建制化過程的析論中亦清楚地呈現。其中，王增勇（2004）更是從社工師法實施十幾年的歷程中，反思社工師法的建立對於社工專業自主性不但未能提供助力，反倒更添加了對體制依附的困境。社工專業化的過程提供了清楚的殷鑑，對體制的依附與專業的自主原是一體的兩面。在Sweency（1995）針對美國諮商輔導專業認證過程的回顧中，我也瞭解到專業化（professionlization）、「認証化」（accreditation），及「頒証化」（credentialing）等是由鬆而緊，不同層次的管控行動。「專業化」主要是專業社群自主性地集結成社團，發展其對專業的信念與理論。「認証化」則是指此專業民間組織公開地針對某些機構或學程進行評鑑，以促使專業標準的達成。而「盼證化」則是透過註冊、頒發證書、及頒發執照等手段，以規範職業市場的運作。簡而言之，第一層的作用是凝聚共識，第二層的作用即是進行標準的篩選，第三層作用即是進行壟斷的控制。至於適合那一層行動的引發則視當時社會條件而定，且每一層作用的利弊亦有所不同。不知中國輔導學會在怎樣的考量下要啟動這最一波最壟斷性的控制，而且還要結合國家考試的公權力。在Sweency的這篇歷史回顧中，很清楚的看到，在美國證照化作法都沒有國家機制的介入。頒証及認証的標準及考試均由專業團體所主導，專業團體也不是只有一種（如有School Counseling Certification，National Certifried Counselors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Certification及Certified Family Therapist等等），再由各州政府考慮是否採用這些認証標準。至於國內引進輔導專業的歷史脈絡，宗亮東（1983）亦指出，民國39年春，教育部計畫爭取海外華僑青年回國升學的僑生逐年增加，必須加強僑生的輔導工作。民國46年起，每年暑假舉辦「僑生輔導研習會」，先後六期。民國47年成立「中國輔導學會」，同時期，從民國40年至51年期間，教育部就美援計畫項下，選派大專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元復美國進修研究輔導者計有十餘位，回國後協助推動各級學校輔導工作。民國56年政府策劃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接受中國輔導學會建議，在國中課本標準中，設置「指導活動」一科，通令所有國中全面推行「指導工作」。民國62年，教育部公布「高級中學學生評量與輔導工作實施要點」。民國61年，擬定大專「學生輔導中心設置辦法」，民國64年修訂國小課程標準，正式增列「輔導活動」一項。

至於這樣的輔導專業植入的效應如何，從劉焜輝（1990）在討論學校輔導工作的「結」與「解」一文中可見端倪。劉焜輝（1990）指出，學校輔導工作在學校無法落實，其主要原因在於：1.教育政策不明確：形式上的合法化並未帶來實質上的工作績效，教育部一直存在著想要合併「訓導」與「輔導」組織的念頭。2.輔導功能被曲解：學校輔導工作的實施，旨在於運用行為科學的新知，提升教學與訓導工作，可是實施以來，輔導工作的功能被曲解，最常見的論調是誤以為「輔導」與「訓導」對立，甚至認為「輔導」阻礙了「訓導」的功能。3.輔導人員不能勝任：教育部當前對輔導教師任用資格之規定如同兒戲，未有輔導專業知能者亦可以輕易取得輔導教師之任用資格，學校校長將輔導主任作為安插其親信之用。

對此困境，金樹人（1999）在對未來諮商專業發展的建議中亦提出下列兩項重點。一個重點是，推展諮商心理學家的資格檢定與證照制度，主要的理由是因應社會亂象的策略：「學術界擔心的不只是『瘋馬事件』（陳進興引發于白濃的媒體明星事件），而是現今社會中普遍的『瘋馬現象』：媒體明星式的心理諮商專家，藉助媒體無遠弗屆，製造群像魅力的優勢，對社會大眾灌輸一知半解的心理輔導知識。同時也反映出社會大眾對心理學知識的渴求與心理困境的瞭解。面對這樣的社會需求，諮商心理學界未來可因應的方是就是推展諮商心理學家的資格檢定與證照制度。」

從這些回顧的文章中我看到的是，最早在台灣的輔導專業即是靠教育部的非常權力強行置入校園，，期望能以輔導文化取代訓導文化。而這五十年的實施成果不彰，使得劉焜輝在1990年時，直指教育部不夠有誠意。然而在十年後的台灣社會，出現了「媒體心理學家」而使得金樹人（1999）提出了諮商師的資格檢定與證照制的呼籲，前者的挫折是碰到了極權社會中校園文化的問題，而後者的挫折則是碰到了資本社會中消費文化的問題。台灣從傳統的威權社會，一路趕著現代化至今，劇烈的社會變遷使人們不斷的調整，面對因現在化而製造出的諸多新問題。然而，台灣社會中缺乏「公民社會」的基礎，以致總是透過國家權力來解決文化問題，當然也就常出現「產官學綁樁」由上而下的權力運作模式。而這一波波的浪潮也就讓台灣這個小水池中激起了陣陣漣漪，攪亂了一池春水。

結論
綜合這些先進的論述，我再度看到了早期婦女運動者一再呼籲的「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的理念。「專業化」、「認証化」、「頒証化」，及「證照化」等，都是層層需要被檢視的社會建制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有知識專門分化的漩渦，有消費文化的漩渦，有國家公權力及資源介入以解決某些社會問題的漩渦。喜歡從事心理諮商工作的人，多半是因為喜歡其中的個人經驗探索，也因而較容易忽略調社會及政治面的影響。我們多半單方面地想：「我們這門專業可以幫助別人，應該被重視，職業應該被保障」，因此，以保障職業的「證照化」行動也就在未經充分討論的狀況下誕生了。我們很少會去想，我們這門專業能幫助哪些人？要怎樣才能真正地在助人？國家公權力的介入是怎樣在影響著專業社群的生態，並進而影響所提供的服務？而台灣初形成的消費文化又是如何在消費這種服務？在這一波波「個人—社會—政治」的波瀾之中，無人得以倖免。人人都得面對「選擇」背後的辯證掙扎，及承擔選擇後的結果。最後，我再以「一池春水」的比喻作我個人暫時的結論。這波以非常權力強勢介入的諮商心理法行動，擾亂了學界與專業界這一小池的春水，以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市場利多的條件尚未成熟，專業工作者仍然只是在依賴公家資源的釋放，如社工師、諮商師、臨床師都想進駐校園。因此，目前證照化的效益並未能保障職業，也未能保障消費者權益，只作到既有資源再分配的排擠作用。在這波亂中，我們又看到了出題權威的產生，補習班的應運產生，至於年輕專業工作者而言，她們只是又多了一關考關。真是「吹皺一池春水為那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