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基層遇上心理治療～實踐與反思（二）
「俗世祭司」遇上「貧困男人」：我的困與思 ～王行～ 我見他撐著巨石的手在發顫，就自告奮勇的幫他一起推著：「這玩意還真重…」 薛西弗斯斜著眼看我：「你能幫我推多久…」 壹 緣起
從1998年起我逐漸踏進「非自願性案主」的工作領域。而參與保護性社會工作，我的當事人以家庭中的「施暴者」為主，他們大多是社會基層的男性。五六年來，這些「貧困男人」帶給我不少「工作」的衝擊、「知識」的反思、與「人觀」的改變。
一位混了半生黑道的「退修」保鑣，騎了半小時的鐵馬，滿頭大汗的對我說：「有些事情我一講就會罵髒話，可是看到你我又罵不出，所以還是算了…」
一位被太太「遺棄」又失業的中年爸爸，眼中露出哀怨對我說：「可以不可以教我一些「窮人」可以用的方法…」
一位性侵孩子的爸爸，落寞的對我說：「我小時候也想唸書，…讀過書的人就不會做這種事！」
我發現已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將這些「陳述」，用心理化的方式處理掉。這些「陳述」逼的我去看到藏在心理之後的怪獸：「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的複雜有機體」，而我長久以來也是這怪獸的「買辦」，參與了它殖民計劃。當我發現到怪獸，又看見自己只是失去主體的附傭，專業知識城堡也被吹成碎形的沙礫，而進入曠野。
「貧困男人」本來是我意圖啟蒙的對象，反使我發現了自己在心理治療專業裡文化權力性格…。
貳 心理治療與俗世祭司
現代人的生活，有一大部分是被專家所建構出來的；專家成為現代社會的「祭司」，而每個現代人也都在「現代化」的神聖追求中，聆聽「祭司」的教誨，希望自己不要落伍，不斷成長，才能得到「現代知識」的庇佑。「專家」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得到「祭司」的位置？答案是透過一連串的「學習與訓練」後，透過社會所默許的「神聖委任」機制，例如：學位、証照，之後取得了正當與合法的地位，來成為「知識與真理」的代言人。
做為一個現代社會的「祭司」，擁有起碼三種以上的「權柄」：一是區分什麼是問題，而什麼不是問題的「界定權」；二是問題是如何形成問題的「詮釋權」；三是該用什麼方法，而不能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問題的「執行權」。當庶民生活被這三種權力所支配與控制，就很自然的漸漸的捲入「神聖追求」的行列，成為「現代集團」的成員。我，以諮商工作者的身分，當然也擁有某種「祭司」的位置，而很容易以上述三種權力影響庶民的身心靈的生活，帶領我的案主們進入自我成長的聖地。但是來自「貧困男人」的抵制卻使我在挫折中發現「祭司」袍下的陰影與不安。
Susan Sontag ﹝1978﹞這位具有反思與批判精神的「專家」，揭露了現代治療專家的論述弔軌一直漫延在人文的詮釋世界中，形成一種社會印記；一是認為每一種偏離社會常軌的行為都是「疾病」；二是認為每一種疾病都與心理有關，所以疾病是個人內在的心理出了問題。以此兩種立場來詮釋疾病，使「偏離常軌的行為」被視為疾病，再以看起來較人道的方式進行處遇與治療。但卻又暗示被視為「病人」的偏離常軌者，得為自己的病態負起內省的責任。這種「雙重束縛」的詮釋結果，使「外在的罪」變成「內在的惡」，現代的「祭司」在求助者的痛苦中，獲得救贖的權柄。
坐在諮商工作者的位置上，我的人性試探之一是自以為掌握了「改變」的知識；人性試探之二是以為自己擁有判斷那種人該改變的尺度。人性試探之三則是不可避免的捲入「治療政治」，到底促使治療性的改變發生，會使誰得到的好處最大？一些整型外科醫生，以醫療專業的知識和媚俗的尺度，駕御人性的貪婪來滿足自己的貪婪；而我則以心理治療的知識和改變的尺度，主導人性的追尋來成就自己的追尋…。古代中國唐朝的趙子說過，賣車子的人，就怕人不追求富貴；賣箭的人，就擔心沒有可傷的人；法國後現代思想家M. Foucault則說他不重視權力產生的理由，而更在乎權力產生的結果…。
參 文化象徵與知識權力
按台灣心理治療學會的所認為心理治療目前最有共識的定義，大概是：「心理治療是運過心理學方法，來治療因於情緒困擾之問題，並由受過專業訓練之人員與個案建立一正式關係，目標為﹝1﹞去除、減輕或緩解既存之症狀，﹝2﹞調整偏差行為模式，以及﹝3﹞促進正向之人格成長及發展」[1]。做為具有現代專業地位的諮商輔導或心理治療而言，自有其對「人」與「生命」的哲思立場；倘若在會談室裡坐的個案是「自願」將其「問題」「委託」給治療師，有意藉由治療師的知識來改善自己的問題、困擾、症狀、行為或人格，則治療師自有立場發揮其專業知能，來影響與改變案主的心理狀態。但是如果會談室出現的是被迫而來，並且屬於不同的文化與社經地位的「貧困男人」時，不但沒有意願接受治療師的幫助，甚至無法認同治療師的哲思立場，治療師與其工作時，起碼有兩條思路可以選擇：努力探究更專業的知識與方法來處理案主的抗拒，或是對自己的專業「知識權力」進行反思。而我選擇了後者！至今我不確定這條路會通往何處？但是我在路上找到許多「鏡子」，不斷看到自己的專業面貌。
後馬克思學者Bourdier認為從專業知識中衍生出來的「Distinction」﹝秀異象徵﹞，無形的以一種文化獨斷的方式區格著不同的社會階級，也因此像是鍊金術般不斷形成秀異風尚﹝邱天助2002﹞。在這場文化區隔的野蠻遊戲中，專家成為「神聖追求」的代言人，而具有祭司般的效應獲取社會行動主體的信任與委身。
我，以諮商工作者的身分，也同樣的以祭司的樣態站在為人消災解厄位置，對於心理成長有「神聖追求」欲念的社會行動主體而言，心理治療的論述與符號成為一種「秀異象徵」而區隔著「不成長」的社會階層，而我的「祭司效應」也因此發生療效。但是對於不具「神聖追求」欲念的「貧困男人」而言，我的「祭司效應」則大打折扣的失去光環，整個心理治療的論述與符號也被解組。最後也只能靠著僅有的條件─聖職授予機構﹝國家﹞的神聖委任﹝專業﹞而取得干預的正當性，但卻難以獲得被迫接受治療的「貧困男人」之信任與委身。當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工作時，我難以穿上專業祭司的袍子，只能帶上公權的帽子，同時也迫使隱藏在祭司袍下心理治療的布爾喬亞式性格的現身。
以知識考古著名的M. Focult認為知識是一種權力的指向，將所指加以區分，而得到詮釋與監控的勢力﹝Dreyfus, H & Rabinow, P 1982﹞；E. Said﹝1993﹞則在其著作「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認為不管知識分子如何努力的企圖去建構超越世俗的價值樣態，但是一切的學術活動也都將以世俗生活做為起點，而無可避免的滲入人際利益的糾葛和信仰的偏見紛爭。左翼文化學者P.Bourdier﹝邱天助，2002﹞直接以「Culture Reproduction」﹝中譯「文化再製」﹞的論述，認為資本市場中做為「象徵暴力」的中介形成另一種階級控制，「強制他人接受符合其利益的社會世界定義」﹝邱天助2002﹞。另一位法國文化批判學者J.F. Lyotard則進一步的繼尼采宣稱「上帝已死」之後，將知識的神聖光環拿掉，而認為知識的論述近似於「語言遊戲」，所以要透過知識的論述來再現真實是不可能的﹝鄭祥福1995﹞。
「知識」是具有權力的，能詮釋也能定義，而將生活經驗分離出意義性與價值性。而知識的形成通常是一種高級與精英的文化活動，形成的結果﹝不一定是目的﹞就會帶來對意義與價值不同的論點，而衍生出不同的資源利益分配，因此「知識權力」是一種文化政治現象。也只有透過文化政治才能理解知識的鮮為人知的一面，而也唯有透過這鮮為人知的一面，才能進一步處理到文化政治層面的問題。
在專業市場中，當一位治療師拿者「文化通貨」﹝文憑、証照﹞，換得其工作位置時，就像一種「神聖委任」般，被社會文化授予對「人的問題」的詮釋權與處置權，在此知識權力的「祭司」位子上，如果沒有一種「後設倫理」[2]的機制存在，就很容易以專業知識界分素民的經驗，造成文化區隔的野蠻遊戲。
肆 後語
我處於一個助人的位置上，像是祭師，
卻發覺自己變成尋道者，只因與你相遇。
祭師站在祭臺上，高舉聖物
尋導者在茫然中渴望接近聖地。
祭師昭示天界的真理
尋道者凝視著現實人生中永無休止的試煉而掉下淚。
祭師通達經典、熟悉禮儀，以片語支字式的告誡，慰藉世間疾苦，但也將生命的渾沌與複雜，化約成善惡與正邪的對立，將靈魂遷引到二元鏖鬥的聖戰。
尋導者一步步隨著尋道之路，體驗了人性軟弱與堅毅的弔軌、為善與做惡的共生、祝福與咒詛的糾葛。
祭師搭起臺子，拉下布幔後便帶著會眾，用彼此互通的語言，見證彼此的相信，以循環詮釋的機制增殖真理的信度，卻不自知於洞穴效應的結果，使同樣的聲音不斷地放大…
尋道者聽完同為尋道的孤寂與哀傷，沒有見証，沒有神諭，只是娓娓的敘說自己的故事…
祭師的墮落，始於神聖事業的拓展，像是企業經理人般拿著尺與算機，量著信眾的靈魂，算著真理的刻度。墮落的祭師需要人性的敗壞來襯托救贖的功德。
尋道者的墮落，始於因著人性的有情而參透了上天的無情，爾後面對其他徬徨的尋道者，竟是垂目不語。
參考文獻
鄭祥福
﹝1995﹞《李歐塔》台北：生智出版
邱天助
﹝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圖書
Said, E. W.
﹝1994﹞《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1997﹞單德興譯 《知識分子論》 台北：麥田出版」
Dreyfus and Rabinow
﹝1983﹞《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1993﹞錢俊譯《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台北：遠流 」
Sontag, S
﹝1978﹞《Illness as metaphor ,AIDS and its Metaphors》「﹝2000﹞刁曉華譯《疾病的隱喻》 台北：大田出版」
正在看你的文章,尚來竟篇就收到普羅米修斯的短訉,不知他這個討人嫌的老頭子這次又有什幺噜囌的?下次和他見上面再向你演敘!
阿肥
前兩天剛好聽了一場簡報，是關於學校諮商員如何透過系統改變來幫助學生，今天就正好看到王行老師寫的這篇文章。
受大量移民潮的影響，美國的一部份諮商員也開始反思到底諮商員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我才剛聽完簡報，還沒有真正的消化與吸收所有內容，但是我喜歡簡報者述說的故事：
一個從南美洲移民過來的家庭（而且是移民到以白人為主的美國中西部），父母只會說一點點的英文，小孩雖然會說英文，但是在三年級的課堂上卻只有他一個人來自拉丁美洲，只有他的父母沒有辦法陪他寫作業。可想而知，他因為很多行為問題被送到正在實習的學校諮商員那裡，
可是，這位實習生不只是提供每週一小時的晤談，而是找到附近另一個社區的拉丁美洲移民組織，讓這個家庭可以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如何幫助這個孩子。
另一個故事則是關於一位實習學校諮商員如何幫助一位因為肢體障礙無法在下課時間上廁所，受同學欺負而引起適應問題的孩子。這位諮商員帶著這個孩子一起向社區募款，將學校廁所改建成有自動按鈕的廁所！
這樣的故事裡，諮商員的角色有著大幅度的轉變，
諮商員一方面提供個別諮商 empower 個案。另一方面，卻也用社會運動的方式來改變系統。
我還在思考這樣的方式可以怎麼樣用在台灣的學校或社區諮商員身上。因為，這又回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我很少看到念諮商的人有從事社會運動的挑戰精神。從 Holland 的職業興趣碼來看，很多念輔導諮商系的人是屬於social and conventional type的人，因為過去的學校工作環境就是S加上C。所以，對S加上C類型的人來說，很難去「挑戰」系統，因為那是打破了「和諧」的人際關係，也打破了每天習慣的生活系統。
關於這個難解的問題，我還是存著許多疑問。
不過，在念多元文化諮商的時候，倒是有一點啟發，
通常，弱勢族群會一開始會認同強勢族群的文化，揚棄自己的觀點，但是，等到弱勢族群發現，自己不管再怎麼努力都沒有辦法等同於既得利益者，弱勢族群會開始產生混淆、產生懷疑，這是一個改變的開始，有可能在這時候，弱勢族群開始看到系統的不公平、開始生氣、開始連結起來改變環境。
或許，在很多人掙扎著考過心理師，可是還是沒有感覺到系統改變之後，會有越來越多人對系統產生質疑。
Counselors for Social Justice的網址
http://www.counselorsforsocialjustice.org/
關於增進諮商員Advocacy能力的投影片
http://www.counselorsforsocialjustice.org/advocacycompetencies.html
當我正埋首於省思自己在小學的輔導實務經驗時，我非常高興地看見王行的文章與嘉琪的回應。
我在小學的工作中，似乎也常常在扮演著去評斷孩子有什麼樣的問題，去解釋或分析這些問題是如何造成的，以及去建議、決定或進行什麼樣的介入以協助孩子解決問題。看了王行的文章，我驚覺到我似乎從未對於自己所帶著的知識加以檢核與批判，就挾著自己所接受的諮商訓練背景，逕然地在小學教育場域裡大膽嘗試，這讓我發現自己的確需要好好地練習王行所提到的「後設倫理」這樣的機制。
雖然，我很清楚自己在嘗試透過一些努力來幫助學生，其中可能涉及到校園中學生所處週遭某些系統的改變，例如：老師的觀點與做法、家長的觀點與做法等等，但是，我還在探索與整理自己的經驗，想要試著把它說清楚，卻有著困難，還在持續練習當中。因而，當我看到嘉琪所提到美國一些諮商員的經驗時，我感受到一些共鳴，而有股衝動地作回應，這和平常的我是不太一樣的。我想，這是因為我被期待對自己目前困境有所突破的力量所牽動造成的。
我不懂一個性侵害自己孩子的爸爸跟有沒有讀過書，讀多少書．．．有關，這是課本上會教的嗎？這是能教的嗎？如果可以教，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慾望，那豈又是教育承受的起的．．．唉！我看到這邊就看不下去了．．一個將責任歸咎在別人的身上的爸爸，一個可憐無辜的孩子．．．．
感覺很悲觀的思維，作者可能在職場遭遇太多的挫折了，而當悲觀的情緒漫遊後，也看不見許多的真正的問題點。
1.「貧窮的人」一定可悲?貧賤夫妻百事哀?這是個很大的疑問，台灣現今不怕沒工作，就怕你不做，也許真正貧窮的不是物質，而是心理。
2.也許把自已的觀念強壓給他人是錯誤的，尤其以已身主流思維去迫使弱勢接受更如同暴力，但，問題來了，為何心理師要迫使被被輔導者接受，因為他們不適應?非也，沒有法律規定憂鬱症就要接受治療，關鍵就在這些人「傷害了他人」，這才最重要的問題，就像犯罪要被抓被關一樣。不符合社會主流也沒關係，就算你每天打扮成孔子、阿諾、超人內衣內褲外穿都可以，只要不防礙風化才沒人理你。
3.建議作者接受心理治療、或找朋友好同學聊聊，讓自已充電一下，也可干脆轉戰教學或實驗，一個心理師對自已都失去了信心，可能代表了很多的事實，但在網路上很難了解。我覺得整篇的重點不在於治療師或專家們的權力問題，而是作者以悲觀的方式面對治療。
神聖化是個有趣的議題，我承認醫病關係絕對是個權力不對等的關係，然而擁有權力，當然也同時擁有責任；反之擁有責任，同樣也擁有權力。有責任也代表必須做某事，去使用權力，或維護某些法則，令他人或自已的目標達成，或是去維持，質疑權力的正當性，當然也質疑了責任的必要性，因兩者相依而生，也由此，是我認為作者應該要去放鬆一下的原因。
人與人的接觸，不該如此的悲觀，看完這篇文章，頗令我難過，濃重且深沉的悲觀繚繞於字裡行間
，使人情緒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