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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社工系王行，速寫證照建制化下的知識產業：助人工作者的政經階級。

「向日葵」的心願 王 行 轉貼自：社工師法受害人聯盟 從前，有一朵美麗的花，名叫「向日葵」。 「向日葵」不只擁有鮮黃的外衣，並且永遠、永遠的把臉朝向太陽。 美麗的「向日葵」相信只要把臉朝太陽，就會有希望， 只要有希望，明天就會更好， 只要相信明天會更好，今天就會更努力， 努力做好一株「向日葵」。...

立志做「好乳牛」 王 行 從前，有一群牛，立志做一隻「好乳牛」， 因為，有人告訴牠們，「好乳牛」可以幫助很多人得到養分； 使人更健康、更快樂，社會就會變的更好。...

「俗世祭司」遇上「貧困男人」：我的困與思                              ～王行～       我見他撐著巨石的手在發顫，就自告奮勇的幫他一起推著：「這玩意還真重…」薛西弗斯斜著眼看我：「你能幫我推多久…」                             壹 緣起從1998年起我逐漸踏進「非自願性案主」的工作領域。而參與保護性社會工作，我的當事人以家庭中的「施暴者」為主，他們大多是社會基層的男性。五六年來，這些「貧困男人」帶給我不少「工作」的衝擊、「知識」的反思、與「人觀」的改變。一位混了半生黑道的「退修」保鑣，騎了半小時的鐵馬，滿頭大汗的對我說：「有些事情我一講就會罵髒話，可是看到你我又罵不出，所以還是算了…」一位被太太「遺棄」又失業的中年爸爸，眼中露出哀怨對我說：「可以不可以教我一些「窮人」可以用的方法…」一位性侵孩子的爸爸，落寞的對我說：「我小時候也想唸書，…讀過書的人就不會做這種事！」我發現已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將這些「陳述」，用心理化的方式處理掉。這些「陳述」逼的我去看到藏在心理之後的怪獸：「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的複雜有機體」，而我長久以來也是這怪獸的「買辦」，參與了它殖民計劃。當我發現到怪獸，又看見自己只是失去主體的附傭，專業知識城堡也被吹成碎形的沙礫，而進入曠野。...

前言：這本來是19日凝視權力的會場，所欲發表的文本，在網路轉寄前，加一段前言。經過會場上的討論，感受到對與談的人士，抉不抉擇的重點不在於回顧，而在於前瞻，也顯得這篇文章表面效度不合眾人需求。但我要說，在我的觀點裡，執照對一個新人的遮蔽效應一開始是較少的，反而是上場的憑藉，遮蔽來自於抉擇時無明於自己的焦慮，為了匱乏感而抉擇又無覺察。選擇不考試之於我，有拿掉遮蔽的靈性需求，至於失去憑藉的無依感，也成了造就自己更誠實的一部份﹍﹍ 在此沒有任何鼓勵的意思。想說的是，每一步路，每一抉擇﹍﹍內在都有自己的焦慮和勇氣﹍﹍而生命書寫，是一種觀看的方式。在焦慮裡釐清自己的核心理由和最大動力，並結合生命一路前行的意義，這樣做抉擇的過程，也是我認定助人者最大的後靠。 於是這樣的文章，願意與你分享。...

與農村婦女工作的反思從社區經驗出發鹿谷清水溝重建工作站 方昱心理治療越專業，離「人民」就越遙遠。我們忘記了我們對抗的是更特殊、更難纏的「疾病」；還是為了接近更廣泛、更一般的「人民」。鹿谷清水溝工作站是九二一地震後，於在地農村所成立的社區組織。五年多來，前前後後雇用了二十多位的在地農村婦女，至今所有九位工作人員中，農村婦女仍佔大多數。清水溝絕不是專業的心理治療機構，也從沒有把心理治療當作是社區工作的目標；但是，當涉及「人的改變」這個面向時，清水溝社區工作的意義，才得以在今天這個地方，與大家分享。...

許中光【走一條回家的路】一文。

～對台灣諮商心理師證照化現象的觀察與省思（註一）東吳大學心理系教授 劉惠琴      首先，聲明我的發言位置及身份。我於1974年考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就讀，於大三期間，有中生代老師學成返校任教，推展Carl Rogers的諮商與坦誠團體工作，對我產生影響，也開始投入當時義務張老師的服務工作。       從多年的工作經驗及自己生活經驗中，我注意到傳統心理諮商的工作模型過於強調個人內在系統的改變，而忽略了人所生存的社會脈絡。於是，1987年，我帶著上述的疑問，出國進修五年，在國外進修的五年中我看到不同的研究典範與不同實踐模式並存的可能。尤其是在性別實踐上女性主義的思潮與心理學的對話方面。由於傳統科學典範的鬆動，而逐漸激盪一些新的可能，如女性主義諮商等新的方向，提供令人興奮的另類出路，關於這方面的實踐經驗可參考拙作（劉惠琴，2003）。       這些體驗都讓我與主流單一的理論模式保持著對話式的距離。以下則是以我這種非主流位置的工作者角度提出我對台灣諮商師證照化行動的觀察、發問與省思。 註一：本文為今年四月於彰化師大舉辦的「諮商輔導的精進與發展」研討會中論文的部分改寫。...

陽明大學衛福所 王增勇 社會工作的專業化旅程社會工作是個外來引進的專業，早期透過西方基督教會的教育體系在大陸萌芽，但隨著國民政府的撤退而宣告中斷。在台灣，突破傳統慈善救濟觀念，而以制度性的社會互助機制處理社會問題的作法，始於日本政府，但這些措施在光復後因為被視為日本政府「皇民化」台灣人的機制而被罷黜。在國家權威至上、缺乏公民社會制衡的兩蔣時代，社會福利淪為國家鞏固政權的政治酬庸工具，形成台灣至今無法脫離的「獨厚軍公教」「不符公平正義原則」的福利體系的陰影。在缺乏本土文滋養的情況下，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一直無法扎根在台灣本土社會，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份，相對的，社會工作的發展空間高度依附在政府行政體系（例如小康計畫時期推動的社工員試辦計畫）、醫療為主的醫院體系、或是西方教會支持的社會福利事業（如家扶中心的前身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

佘雲楚、梁志遠、謝柏齊、 丘延亮，「生業、職業、專業與志業——助人志業自主抗爭的行動社會學反思」。

陶蕃瀛老師的一篇文章，「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分析與展望」。

心理師法觀察與行動小組對外說帖一。